誰對錯?誰知道
其中侯德健的話語：
“很多人說，廣場上曾經有兩千人被打死，或者是幾百人被打死；在廣場上有坦克碾壓學生撤退的人群，等等。我必須強調，這些事情，我沒有看見。那麼我不知道別人是在哪裡看見的，我是六點半還在廣場上，我一點都沒有看見。
我一直在想，我們是不是需要用謊言去打擊那些說謊的敵人，難道事實還不夠有力嗎？那麼如果我們真正使用了謊言去打擊說謊的敵人，那只不過是滿足了我們一時
的洩恨，發洩的需要而已。而這個事情是個很危險的事情，因為也許你的謊言會先被揭穿，那麼之後的話，你再也沒有力量去打擊你的敵人了。”
中共“平暴”紀錄片對“王維林隻身擋坦克”的解說詞是:“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看出，如果我們的鐵騎繼續前進，這個螳臂擋車的歹徒難道能夠阻擋得了嗎？攝像機
拍下的這個畫面和西方某些國家的宣傳恰恰相反，正好說明了我們的軍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克制。”這話說得雖然難聽，但邏輯上並沒有錯！若一個人的肉體能夠擋
住坦克，那部隊還何必要花費國防經費去購買現代化裝備？
錄影顯示，“六四”前夜總指揮曾在一間屋子裡神志清醒地對美國記者康寧漢說：“同學們一直在問，‘我們下一步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心裡覺得很
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在無賴至極的時候，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我想，也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
真正擦亮眼睛，他們真正才能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
過去有個“殺二十萬人，保二十年安定團結”的說法，最初據說出自鄧小平之口。但這話不象鄧小平說的。以鄧小平一慣沉默寡言，出手狠辣的軍事領袖閱歷看，他就是真的殺二十萬人也絕不可能事先嚷嚷出來。況且他心裡想的是“中國共產黨萬歲”，怎麼可能只保二十年的安定團結？
後來有個記者張偉國剛從國內出來立刻聲稱，只此話是當年被中共要員稱為“四個好青年”之一的王岐山說的(其他三個好青年分別是朱嘉明、翁永曦和黃江南)。
但張偉國也沒給出證據，更何況他本人也曾是團幹部出身的好青年，習慣于國內那套捕風捉影，望文生意，聳人聽聞式的報導。出國後他還曾一相情願地誤報過朱熔
基被趕下臺的消息，是個專業精神很差的記者，有違“客觀報導”的職業道德。
王軍濤被釋放出國以後在《新聞自由導報》上發表的訪談錄中說，是他們當時估計出“中共可能要在北京殺二十萬人，然後是一場殘酷的清洗”。王軍濤並說自己的
出逃正是為了躲避這個自己估計出來的第一波最為殘酷的清查。這是到現在為止，唯一自己承認出來的有關“殺二十萬人”說法的出處。如果無法找到鄧小平或者王
岐山說過此話的直接證據，那麼我們可以推測，這“殺二十萬人”的說法，是“他們”這個廣場上的精英領袖圈自己估計出來，再傳說出去，經過無數的口耳相傳，
又傳回廣場，以訛傳訛，最後變成了鄧小平或者王岐山說的話了。而從我們最近得到的資料看，“六四”期間北京死兩百上下，外地一百，合計三百。--鄧小平並
無殺二十萬人的計畫。
這種自己嘴裡說出來的自己的估計，轉了一大圈又傳回來自己耳朵裡來而使自己相信的現象在心理學上叫做“反射弧閉合”。比如手淫就是典型的反射弧閉合現象。
自己的大腦指揮自己的手去刺激自己的生殖器官，自己的生殖器又把快感信號傳回自己的大腦，而其實並沒有真正的異性在和自己性交。
候德健，著名音樂家，當年號招學生絕食的“廣場四君子”之一。也是在六月四日晚與學生堅持到最後的學生領袖之一。在六四十五年之後，BBC記者輾轉連系到了當年的“四君子”，記錄了他們在事件之後對運動的看法。
歡迎所有關心六四的朋友閱讀此文，看看十五年後當事人對事件評價。轉自BBC中文綱。
透視：“廣場四君子”今昔（原文）
BBC中文網記者 魏城
歲月匆匆，轉眼又快到了六四事件15周年紀念日。
15年前的那場運動波瀾迭起，15年來的風雲變幻一言難盡，我這裡隻選其中一個小小的話題──"廣場四君子"的今昔。
"火上澆油"？"火上潑水"？
在1989年那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街頭運動中，所謂的"四君子絕食"是運動後期的一個規模不大、意義不小的波瀾。
"四君子絕食"的歷史檔案照片
說"規模不大"，是與之前的大規模學生絕食活動相比。
自1989年6月2日在天安門廣場開始的這次絕食活動的參與者隻有四人：北京師範大學教師劉曉波和高新、北京四通集團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以及來自臺灣的著名詞曲作家兼歌手侯德建。
說"意義不小"，是與此前越來越升級的運動訴求相比。
據"四君子"自己的說法，他們絕食的初衷不是為了"火上澆油"，而是為了"火上潑水"。
我輾轉找到了"四君子"之一劉曉波當年在天安門廣場的講話錄音。以下是其中一段錄音的文字記錄：
"我覺得這次大學生運動的一個重大失誤就在於，它隻強調和政府之間的對抗關繫，而忽略了、甚至淡漠了自身的民主建設，建設這個組織根本就不民主的話，我們假定一個最好的前提：學管代替了軍管，這恰恰不是這次民主運動的勝利，恰恰是它的最大失敗、最大可悲之處。"
15年後的今天，能夠采訪到所有這四個人可真不容易。四人如今分居三地：劉曉波、周舵仍然留在北京，前些日子，我能夠通過電話找到他們，能夠電話不被掐
斷，實屬萬幸，隨著"六四"的臨近，如今我再打電話，已經是"千呼萬呼無人應"了；高新流亡美國，我的一個同事專程前去采訪他；侯德建六四出獄後返回臺
灣，心情很灰，曾潛心研習《易經》和算卦，據說他基本上不接受傳媒有關六四話題的采訪，我的另外一位同事在采訪臺灣總統大選時找到他，也被他婉言謝絕。
我懷著絕望中的僥幸心態，又試著撥了一次侯德建的手機號碼。出乎我的意料，這一次，當侯德建聽到當年絕食的其他三位戰友都已談及此事、又聽到我說的"四者缺一"之遺憾時，停頓了一下，然後說："這樣吧，過20分鐘後，你再往我家裡打個電話。"
談到當時的"絕食宣言"，如今已經改行從事電影制作工作的侯德建說："整篇絕食宣言是曉波起草的，我隻加了兩句話。第一句話就是說：我們來絕食，不是尋找
死亡，而是追求更真實的生命。我想，這是我們一直很想提醒很多同學、甚至有些要絕水的同學的話，因為那樣做是對自己的身體非常不好、會有很糟糕的後遺癥
的。"
六四後流亡美國的高新在談到當年的"絕食宣言"時則說："這個絕食宣言的中心意思，其實就是反對以暴易暴，因為當時廣場上彌漫著一種情緒，一種悲情意識。"
高新之女原來預產期是六月四日，故取乳名“六四兒”
然而，高新也承認，雖然他們絕食的初衷是呼喚理性，但最終造成的實際效果卻適得其反："廣場內的大學生幾乎沒有人聽你的絕食宣言念的是什麼，他們隻想著又
一輪高潮來了，他們隻想著，又有知識分子出來絕食了，我們的革命行動可以一波一波、再接再厲了，而且，確實也有人在籌劃所謂的接力絕食。就是說，誰進去以
後，誰都會處在一種非理性狀態，這個非理性狀態是誰給打醒的，是軍隊給打醒的。"
高新所說的"軍隊打醒"，就是舉世震驚的六四慘案。在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所謂"清場"過程中，"四君子"曾經與軍隊談判，試圖保證當時留在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能夠安全、和平地撤離廣場。
至於當時的談判過程以及天安門廣場有沒有死人，有諸多的說法和爭論，這個留待史家來考證，我則著重談談此後15年來"四君子"的變化。
江山依舊，人事全非
六四以後的15年中，除了在政治領域中中共仍然大權獨攬之外，中國在其它方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四君子"的個人生活遭遇和思想也發生了明顯的分化。
周舵潛心研究自由民主理論
談到四人的分化，周舵如今說："高新在美國，侯德建在臺灣，根本就聯繫很不方便；劉曉波有三年是關在監獄中，所以，我們之間的溝通也不夠。總的來說，我覺
得，高新走的是一條學者的道路，他現在已經成為研究中共高層人事問題的專家了，他並不是積極地從事政治活動；侯德建是完全地淡出政治了，他是在搞易經這類
的東西了；曉波則完完全全地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對政府持一種完完全全的批評態度；我呢，基本上是以一個研究自由民主理論的研究者的身份來介入政治。所
以，我們四個人當然是有差別的了。"
比起人生際遇的分化，"四君子"在思想上的分化可能更具有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說，也許是六四後整個中國知識分子階層思想分化的一個小小的縮影。
例如，在對"八九"那場運動的評價上，四個人就有明顯的不同。
高新認為："整個八九，你不得不承認，那是一場最後失去控制的群眾運動、街頭運動。"
周舵則把"八九運動"的影響分為短期和長期的影響："從短期來看，我是覺得，六四很明顯地造成了一個很大的倒退，我主要指的是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倒退。十
三大以後，本來已經有一繫列政治體制改革的舉措準備出臺，六四以後，不但全部停頓，而且有非常大的倒退；但是從長期看呢，這個效果就不肯定，主要要看我們
從六四當中怎樣吸取經驗教訓。"
劉曉波不同意“八九”是激進主義運動的說法
劉曉波卻不同意所謂"八九運動"是一場激進主義運動的說法："六四後，國內很多知識分子把法國大革命的激進主義跟六四套，其實，那完全是兩回事。六四再激
進，它采取的方法、手段、以至於口號都是和平的，所謂激進，隻是學生在策略上就怎樣能夠達到更好的效果這個方面的分歧，實際上在道義上來說，學生沒有什麼
激進不激進的，而且，我覺得，六四時民間情緒的升級都是在政府錯誤決策的引導下出現的。"
侯德健則在15年後這樣反思："我期盼的東西，第一是和平的，第二是理性的。其實，我蠻害怕街頭的群眾運動，有人說，群眾聚在一起，他們隻有13歲，13
歲的意思就是說，它很難體現理性的這一面，多半會流於情緒化，如果中國的民主與法治不用流血、而且不用街頭運動就可以達到的話，那是我的第一志願，盡管會
稍微慢一些，我都願意讓它稍微慢一些。"
民主緩行？民主速行？
另外，在何時、以及如何推動中國民主變革這個問題上，他們的看法更是大相徑庭。
高新認為，在社會、經濟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貿然推進民主有很大的危險："中國大陸最大的問題就是說，在共產黨統治下，一直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它已經失
去了一個正常的社會氛圍和人文環境，在這樣的前提下，你突然要搞起一個民主運動來，就好像把一個在凍箱裡凍了很長時間的一個玻璃杯子拿出來，突然放在開水
裡一樣。我覺著，（我們應該權衡）冒著激進民主導致社會失控的風險，和在漸進民主的過程中，中國老百姓和中國知識分子還要在非民主或半民主的環境下再忍受
相當一段時間，這兩害哪個更輕？我覺著，先保證中國有一個安定的環境，保證中國整體上的經濟建設能夠按部就班地繼續向前穩步前進的前提下接近發達國家的水
平，這應該是首選。"
劉曉波卻表示，中國應該現在就開始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他說，中國現在進行民主改革有以下幾個有利條件："第一，中國經濟現在還在高增長中，它有這種經濟上
的發展來支撐政治上的轉型；第二，中國現在所處的國際環境和以前相比大不一樣了，對它在政治上的改革會有非常強大的國際性的支持；第三，大陸民間的權利意
識已經覺醒了，這對改革是非常有利的。"
周舵則認為，他對中國民主之路的看法介乎於民主緩行論和民主速行論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一個老毛病就是，總是搞黑白截然二分、二元對立，要麼就是不能搞民主，要麼就是趕快搞，越快越徹底越好，真理恰恰是在兩個極端之間。所以，我主張一種漸進民主的模式。"
六四是侯德健心中永久的一個痛
談到當初的戰友如今出現思想分化的原因，劉曉波說："我覺得，這種變化是一種非常自然化的東西，每個人的立場不一樣，當時因為大家都投身於那麼一場運動
中，會有短時間的一致，實際上人的背景不同，對一個社會的長期觀察和觀點也就會不一樣。看高新寫的東西，他現在似乎更傾向於把希望寄托在官方的變化上；侯
德健呢，我和他隻是偶爾地通幾次電話，但我知道，侯德健說，六四還是他心中永久的一個痛；周舵呢，他的變化就是，他前些年做了一段時間生意，這些年他在家
中潛心讀書，我大致是贊同他對海外民運的某些批評的。"
15年的時間當然不算短，當年共同絕食的戰友在人生道路和思想觀點方面出現分化，毫不奇怪，但他們仍有一點是共同的：他們的終極價值目標仍然是民主，所不同的隻是如何實現這一終極目標的策略。
大概，這一共同的價值觀是如今分居三地的"四君子"在漫長的15年中仍然能夠維繫他們之間的友誼的基石吧；大概，這也是他們在15年後聽到這首當年廣場上萬眾隨唱的歌曲《龍的傳人》時仍然能夠共灑一掬淚的原因吧──
百年前寧靜的一個夜，巨變前夕的深夜裡，
槍炮聲敲碎了寧靜的夜，四面楚歌是姑息的劍，
多少年炮聲仍隆隆，多少年又是多少年，
巨龍巨龍你擦亮眼，永永遠遠你擦亮眼......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7ou2-Kv4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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